內容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從這時起，中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變化，可謂“換了人間”：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誰都別想指望中國會在外界的壓力和威脅面前低頭；黨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人民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徹底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和人民團結。回顧新中國的最初歲月，有助于弄清楚我們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弄清楚艱苦卓絕是什么、是怎么來的。

　　習近平同志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里程碑，本意是指漫長旅途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志，人們通常用它來比喻歷史旅程來到一個新的出發點。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因為從這時起，中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變化，可謂“換了人間”。

　　回顧新中國的最初歲月，有助于弄清楚我們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弄清楚艱苦卓絕是什么、是怎么來的，從而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中國近代的民族苦難實在是太深重了。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斷遭受外來的破壞。一系列的侵略戰爭、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強加到中國人頭上。中國人被趾高氣揚的西方列強看作“劣等民族”，視同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被瓜分的陰影從此一直籠罩在中國人心頭。維新志士譚嗣同寫道：“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這是多么痛心的話語！但中華民族的危機一直在加深。進入20世紀時，“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實行分區管理，時間長達一年之久。接著，日本軍國主義者公然把中國的東北稱為他們的“生命線”，還想獨吞中國。《義勇軍進行曲》悲憤地唱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表達了無數中國人深埋心底的吶喊。新中國把它定為國歌，就是要子子孫孫永遠不忘這段苦難經歷，發憤圖強。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骨氣的民族，從來沒有停息過頑強的抗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終于取得了革命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說了一段令人永遠難忘的話：“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參加會議的孫起孟老人回憶：“當場掌聲經久不息。”“我看見鄰座有幾位年事較高的委員一面流著熱淚，一面使勁地拍掌，我自己也是這樣。”一百多年來，祖國受盡外人的蔑視和蹂躪，痛苦和悲憤長期埋存在心頭。一旦看到中國人終于重新站立起來，那種興奮和激動，那種刻骨銘心的翻身感，也許是長期處于幸福生活中的后來者很難真切領會到的。

　　從新中國成立時起，誰都別想指望中國會在外人的壓力和威脅面前低頭。毛澤東同志在開國大典上莊嚴地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周恩來同志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說：“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

　　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決不容許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內政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決不容許在根本原則問題上有什么妥協和退讓。這對新中國此后的發展和進步有著深遠的影響。有了這一條，中國人民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揚眉吐氣，根據自身利益和實際情況，獨立地探索并建立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起，中國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經過同友軍一起三年奮戰，終于把這場戰爭停止下來。美軍總司令克拉克說：“我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這場戰爭影響深遠，使國際上許多人重新認識了中國，看到已站立起來的中國蘊藏著人們原來沒有料想到的無窮無盡的巨大潛力，也看到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是不好惹的。它使一些原來狂妄不可一世的人不敢輕易嘗試以武力來對付中國，從而保障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得到一個長時間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對新中國的發展來說，這是極重要的外部條件。時間隔得越久，對此看得越清楚。

　　人民政權為人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改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最響亮的格言，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人們都以“同志”相稱。

　　人民當家作主人，一定要以制度為保障，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政權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制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國體作出明確規定：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在確定國名時，突出了“人民”這個名稱，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同時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這時，解放戰爭尚在進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條件還不成熟。中共中央發出三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各縣均應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指示。費孝通教授在《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中寫道：“三十多年來我所追求的夢想的，在這六天里得到了。這是什么呢？是民主。”我在1950年至1952年當過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青年界代表，親眼看到不少普通的工人、農民在大會上發言。沒有什么稿子，暢所欲言，陳毅市長坐在下面聽。代表們還投票選舉了市長。這種情景在舊中國沒有見過。

　　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城市，沒收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開始發揮主導作用，并且進行以廢除封建把頭制度、推進管理民主化為中心的企業民主改革，使工人階級成為工業企業的主人。更重要的是進行土地改革。舊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1950年《土地改革法》頒布，在廣大新解放區全面實行土地制度改革，徹底消滅已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全國3億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廣大農民真正翻了身，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這就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發展了農業生產，并為新中國的工業化掃除障礙。

　　黨和政府非常關心民眾生活，急人民之所急，把人民最關心的急迫問題放在工作極重要的地位。那時，在人民群眾中呼聲最強烈的集中在幾個問題上：

　　一是物價又出現飛漲。當人們還沉浸在開國大典的歡樂中時，只隔了半個月，從10月15日開始，華北由糧食帶頭，上海由紗布帶頭，物價開始大幅上漲。紗布、糧食的價格在一個月內都上漲兩倍以上，有的商品上漲到五六倍。抗戰后期以來，物價是民眾特別敏感的問題，人心開始浮動。這是關系人民政權能不能站住腳跟的大問題。政務院在陳云同志統一調度下，采取有效舉措把物價基本平抑下來。民眾在經歷了多年惡性通貨膨脹的痛苦生活后，對一舉平抑物價歡呼雀躍的心情，也許是今天人們難以想象的。毛澤東同志稱贊道：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二是在城市，救濟失業者成為民眾極為關心的問題。舊中國留下了十分龐大的失業大軍。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經濟改組過程中一部分不適應社會需要的工廠倒閉，更增加了失業人數。上海1.3萬多家私營工廠中，開工戶數只占1/4，失業者的生活極為困難。政務會議兩次討論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提出，在建立起人民政權、根本解決土地問題以后，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人民政府采取堅決措施：“對于兩三個月以上的長期救濟，應用以工代賑(如修筑公共工程等)為主要方法。”還提出了生產自救、還鄉生產、發放救濟金、轉業訓練、介紹就業等多種辦法。到1950年9月底，全國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得到救濟的已達半數以上。

　　三是自然災害十分嚴重，當時絕大多數是水災。1949年，全國被淹地區12156萬畝，受災民眾4000萬人。第二年，皖北連續7天大雨后淮河又大決口，津浦鐵路兩側一片汪洋，被淹耕地3100萬畝，受災民眾995萬人，許多人擠在一塊塊高地甚至爬到樹上求生。毛澤東同志在看到受災民眾爬到樹上被毒蛇咬死的報告后，流下眼淚，并且寫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題詞。周恩來同志在政務會議上說：“水災是非治不可的，如果土地不澇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沒有用。”這在當時是牽動全局的大動作。治理淮河工作全面展開后，很快就取得成效。

　　在舊社會，婦女遭受的壓迫特別深重。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規定“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廢除包辦強迫婚姻，禁止納妾、童養媳、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等陋習。黨和政府還以極大力量蕩滌舊社會遺留的污泥濁水：廢除娼妓制度；禁止吸食鴉片；消除地痞流氓和黑社會幫會；等等。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黨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又依靠人民來共同完成。人民群眾從親身經歷中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確確實實是自己的政府。這種感覺是以前不曾有過的。

　　人民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經抬起頭來，是國家的主人，精神面貌隨之發生根本變化，產生了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凝聚力。這是新中國誕生后方方面面都出現生機勃勃新局面的根本動力所在。

　　實現國家統一和人民團結

　　舊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各地區情況有很大區別、小生產占著絕對優勢的國家，老百姓曾被人譏諷為“一盤散沙”。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并爭奪勢力范圍，在國內更形成軍閥割據和混戰的混亂局面。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像對山西、兩廣、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統一。”在地方上，還有大小不等的種種惡勢力各霸一方，甚至擁兵自重、為非作歹。在全國，根本談不上有什么統一意志、統一法令、統一行動可言，自然更談不上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

　　新中國的成立，在人們面前出現的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團結的全新局面。其關鍵在于：有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能夠正確指引前進方向、深得民心、堅強的黨成為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可以一直貫徹到全國各個角落，不允許各自為政，不允許鬧無原則糾紛，這樣才能萬眾一心地辦成一件又一件大事，有了錯誤也比較能夠依靠組織的力量加以糾正。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

　　新中國成立當天，毛澤東同志受政協全國委員會委托，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寫道：“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將全國劃分為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個大行政區。周恩來同志在政務會議上作了說明：大行政區是一種過渡性的體制，“這樣的因地制宜不但不妨礙統一，倒正是為進一步的統一創造條件。”討論時也有人擔心：大行政區成為一級后，是不是會生了根，不容易改變？周恩來同志回答：在新社會中是不成問題的，我們有信心解決這些問題。果然，兩年多后各大行政區的政權機構就撤銷了。這確實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才能如此順利地做到。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中國有56個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經過千百年經濟文化的密切交流和相互影響，早已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親密關系，但彼此間也存在一些錯綜復雜的矛盾。周恩來同志指出：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我們主張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問題來破壞中國的統一。“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由此，確定了新中國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是一個關系重大的規定，既重視并保持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又富有遠見地警惕并防止帝國主義借民族問題分裂中國的陰謀。看看世界上有些大國留下的歷史教訓，就會深深體會到新中國起步時在民族問題上這個果斷決策，有著多么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結語

　　慎初才能及遠，這是無數實踐證明了的真理。70年過去了，回顧新中國的最初歲月，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國這場空前未有的社會大變革，是怎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穩步實現的。新中國誕生時面對的最根本課題就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如果這些問題或者它們中任何一個沒有得到正確解決，中國以后的發展也許會出現另一種狀況，至少會遇到更多更大的曲折。

　　回首往昔，還會想到：解放戰爭勝利和新中國誕生來得那么快，超過人們的預期。事情千頭萬緒，要面對許多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局勢又發展得如此迅速，不允許你從容地做好所有準備再動手。怎樣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許多難題都要很快地作出決斷，采取強有力措施，既著眼當前，使民眾生活和社會環境得到切切實實的改善；又放眼長遠，有條不紊地為未來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通盤的規劃和安排。

　　想到這些，我們對毛澤東同志等新中國的締造者肅然起敬，并寄予深切的懷念。同時，又對今天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感到自豪。

　　(作者為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