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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開義先生的長篇小說《曲娃》以祁連山北麓的青龍驛為坐標，以主人公鐘生跌宕起伏的一生為軸，繪制了一幅跨越七十年的時代畫卷。作者通過鐘生及其周圍眾多人物的不同命運，揭示了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無力感，以及人性在生存與道德之間的復雜糾葛，生動展現(xiàn)了時代變遷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掙扎。作品不僅在敘事結構上獨具匠心，更是在主題表達上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復雜與命運的殘酷。

 

　　一、從掙扎到湮滅：時代浪潮下的個體命運

　　主人公鐘生是小說中的悲劇人物。其悲劇性在于，他始終在追逐時代的浪潮，卻從未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正如小說結尾鄔冕的夢境里鐘生化作白胡子曲娃，“活著是任由他人折騰驅使，死后埋進土里也不得安生”——這種無力感，正是無數(shù)小人物在時代巨輪下的真實寫照。

　　作為“配角”的其他人物同樣具有典型性：鐘生的患難之交鄔冕一直試圖拯救鐘生，卻總是力不從心；三嬸的“就是個哩”口頭禪背后，是底層民眾對苦難的麻木接受；而婦產科醫(yī)生以“溫柔陷阱”毒殺鐘生妻子的情節(jié)，則揭示了隱藏在溫情下的人性之惡。

　　二、曲娃與曲娃：魔幻與現(xiàn)實的融合

　　鐘生大號鐘榮善，出生于特殊時期的祁連山下。十月底的一天，挺著既將臨盆的大肚子的母親，為了從冰雹后的青稞地里搜尋遺落在地縫里的青稞粒，失足跌落在土溝里，將他生在天寒地凍的枯草上，幸虧在三只曲娃的護佑下得以存活下來，因此取乳名“曲娃”(鐘生是成名后他給自己取的筆名)。

　　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曲娃”具有雙重象征意義：一方面，它是一種冬眠時“相擁度過寒冬”，蘇醒后“嚙食草尖露水”的動物；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名叫曲娃的活生生的人，同時又是人性困境的隱喻。小說中多次出現(xiàn)的曲娃形象，與鐘生的命運形成互文：被捕獵的曲娃在鋼絲套中掙扎，如同鐘生在商海與官場中被名利之網(wǎng)束縛；墓穴中冬眠的曲娃與鐘生死后的孤獨靈魂重疊，暗示人與動物在生存本質上并無二致。

　　這種象征在敘事中不斷被強化。第一章的噩夢場景中，鐘生被曲娃的哀嚎與烈火吞噬，預示了他一生的苦難；尾聲的遷墳運動里，鐘生的墳墓被推平，曲娃洞穴成為他的最終歸宿，暗喻人類文明對自然的掠奪終將反噬自身。作者通過“動物曲娃”與“人曲娃”的對比，提出了尖銳的生態(tài)批判：當人類以“發(fā)展”之名破壞自然時，其生存狀態(tài)反而退化為動物的本能掙扎。曲娃的冬眠是順應天時的智慧，而人類的“冬眠”卻是精神麻木與道德淪喪的寫照。

　　三、敘事結構：夢境與現(xiàn)實的鏡像交織

　　《曲娃》的敘事結構呈現(xiàn)出鮮明的碎片化特征，通過夢境、回憶與現(xiàn)實的多重交織，打破了線性時間的束縛。開篇以主人公鄔冕的噩夢引入，夢境中“一個面目猙獰、兩眼冒血的人從深不可測的曲娃洞里爬出”與曲娃的詭異變形，為全書奠定了荒誕與怪異的基調。這一夢境不僅是鄔冕潛意識的投射，更是鐘生命運的象征性預演——從人的形態(tài)異化為曲娃，暗示了鐘生在社會擠壓下的“非人化”過程。

　　夢境與現(xiàn)實的交替敘事貫穿全文。例如，鐘生死后，鄔冕在返程的動車上看到“崖壁上的影子”，這一意象既是對亡魂的具象化呈現(xiàn)，也隱喻了鐘生一生如影隨形的苦難。而在尾聲部分，鄔冕夢見鐘生化身為“白胡子曲娃”，以曲娃之口道出“活著沒意思”的虛無感，將現(xiàn)實中的悲劇升華為超現(xiàn)實的哲學追問。這種敘事手法不僅增強了文本的張力，更讓讀者在虛實交錯中感受到生命的無常。

　　小說章節(jié)標題同樣具有象征意義。“洞·穴”既是曲娃的棲身之所，也是鐘生精神世界的縮影；“花落”暗示其事業(yè)的凋零與生命的終結；“夢魘”則印證“人生夢，曲娃洞”的深刻主題。這種結構設計，使得小說如同一座精心搭建的迷宮，每個章節(jié)都是通向人物命運的一扇門。

　　四、敘事藝術：魔幻現(xiàn)實主義與深度現(xiàn)實主義的融合

　　《曲娃》的敘事手法兼具魔幻現(xiàn)實主義與深度現(xiàn)實主義色彩。作者以線性時間展開鐘生的一生，但通過夢境、幻覺與象征性場景打破時空界限。第一章開篇的噩夢極具沖擊力：血火交織的曲娃洞、化身為野獸的火焰、鐘生死前的掙扎，以超現(xiàn)實筆法預示了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尾聲的遷墳運動與鐘生化身曲娃的夢境，則形成閉環(huán)結構，將現(xiàn)實批判升華為哲學追問。

　　開義的語言風格兼具魔幻與現(xiàn)實的雙重特質。他筆下的西北荒原既是真實的地理空間，又是超現(xiàn)實的隱喻場域。例如，父親套住的曲娃“像嬰兒一樣嚶嚶哭泣”，而鐘生葬禮上“食罐里的筷子無風自動”，這些描寫將民俗信仰與魔幻想象融為一體，令人聯(lián)想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

　　小說地域文化的書寫尤為突出。小說中大量使用方言如“該就”“就是個哩”“母羊貼羔哩，羊羔子沒帖起來，母羊溜瘦了”等，并融入二月二吃龍食、喪葬儀式、道家法事等民俗細節(jié)。李道士“破獄超度”的場面充滿儀式感：銅鈴、朱砂、桃木劍等符號，既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致敬，也是對生死命題的思考。這種地域性不僅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性，更使其成為一部西北鄉(xiāng)村的“文化志”。

　　小說對西北風物的描寫充滿詩意與蒼涼感。祁連山的雪幕、青龍河的冰凌、胡楊樹的虬枝，不僅是地域景觀的呈現(xiàn)，更是人物命運的隱喻。例如，鐘生埋葬時“新墳是嚴嚴實實的黑，四周卻是蒼涼煞白的白”，黑白對比象征著他生前身后的孤獨；而“曲娃洞”在寒冬中的沉寂與春日的復蘇，則暗示著生命的循環(huán)與自然的永恒。

　　五、主題表達：苦難的循環(huán)與自然的反諷

　　小說的核心主題是對“苦難守恒”的探討。鄔冕提出的“苦難守恒定律”：人這一輩子要吃的苦和享的福總量恒定，在鐘生身上得到極致體現(xiàn)：童年喪親、中年風光、晚年瘋癲，甚至連死后都不得安寧(不到三個月的墳墓被推平)。這種苦難并非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制度、環(huán)境與人性合謀的產物。

　　曲娃的意象深化了這一主題。曲娃冬眠時“將自己身體全部掏空”，恰如鐘生被生活掏空了尊嚴與希望；而曲娃舉手雙“投降”的姿態(tài)，則象征人在命運前的無力反抗。小說通過鐘生與曲娃的并置，發(fā)出振聾發(fā)聵的拷問：當人活得不如動物時，文明的意義何在？

　　自然環(huán)境在小說中扮演著冷酷的旁觀者角色。祁連山的雪、青龍河的冰、荒野中的餓狼，構成了一幅亙古不變的生存圖景。鐘生死后，新墳“黑土”與四周“煞白”的雪地形成強烈對比，暗示個體的消亡在自然面前微不足道。這種自然與人性的對立，使得小說在悲憫中透露出一種蒼涼的詩意。

　　六、挽歌和吶喊：社會批判與人文關懷

　　《曲娃》的深刻性在于其雙重批判：既指向外部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也深入人性內部的幽暗地帶。遷墳運動地方政策與民間倫理的爭奪，展示的恰恰是在現(xiàn)代化的推進過程中，傳統(tǒng)文化與自然生態(tài)的矛盾沖突。

　　《曲娃》對個人的命運充滿悲憫。鐘生的妻子被四川商人誘騙、千禧在貧困中掙扎求學、青龍驛村民在饑餓中刨食老鼠倉……這些細節(jié)展現(xiàn)了底層民眾的生存韌性。作者并未將苦難浪漫化，而是以冷峻筆觸呈現(xiàn)真實：三嬸送飯時因惡臭嘔吐、鐘生的身體流膿被村民躲避、鄉(xiāng)黨冷眼嘲諷他的不幸……這些場景揭開了苦難的真實面目，直面了生命的卑微與尊嚴的喪失。

　　《曲娃》通過鐘生的一生，完成了對時代與人性的雙重解剖。它既是個體的悲劇，也是集體的寓言；既是西北農村的生存實錄，也是對人類普遍困境的叩問。當鄔冕在尾聲里目睹高樓大廈轟然倒塌、“千萬只曲娃裹著裹尸布翻滾而來”時，小說的荒誕感達到頂峰——現(xiàn)代文明的廢墟中，人與曲娃的界限早已湮滅。這，何嘗不是開義先生對這個世界的思考？

　　《曲娃》是一部充滿野性與詩意的作品。它既是對個人命運的哀悼，也是對集體記憶的追索。鐘生化身曲娃的荒誕結局，暗示著一種超越性的救贖可能：當人類文明陷入困頓時，或許唯有回歸自然的本真，才能找回生存生命的意義。小說結尾，鄔冕在夢境中看到曲娃“吞食沾著露水的青草尖尖”，而祁連山“打出一個潮濕的響亮哈欠”——這充滿生命力的畫面，與遷墳后留下的廢墟形成鮮明對比，小說作者在“有意無意”地提醒我們：真正的進步不應以泯滅人性與毀壞環(huán)境為代價。

　　《曲娃》不僅是祁連山北麓河西大地的色彩斑駁的風物畫卷，更是一面照見時代與人性的鏡子，作者以從容的筆觸在喧囂塵世的一隅描繪了人性的光明與黑暗、美好與丑陋。當我們在鏡中看到鐘生、曲娃以及無數(shù)掙扎著的靈魂時，或許會重新思考：在追逐現(xiàn)代化的狂飆中，我們是否也正在成為“曲娃”——冬眠于物質的洞穴，卻在一日三餐的奔波中失去了仰望星空的能力？正如小說結尾所問：“當活著不如一只曲娃時，我們還能抓住什么？”

　　這個問題，或許正是小說作者武開義先生留給我們的沉重思考。

　　(作者簡介：李得成，現(xiàn)任職于民樂縣委黨校，副教授，有散文、小說、詩歌作品散見于各報刊雜志。)